本文将以政治哲学的三种自由传统[16]为理论基础，以由被遗忘权引发的关于自由的实质性分歧为切入点，从自由权、法律自由以及自由精神三个层次进行论述。
进一步，如果借助政策合法性的过程去看待行政活动的合法性，会发现前者将命令、预算、法律、拨款、制度等对政策确定有影响的决定和解释纳入其中，和传统行政活动的合法性相比照的话，很容易发现，我们可以将这些传统行政法学中不大观照的问题纳入思考范围，例如去考虑党的政策、预算对于行政活动的支持作用以及合法性等问题。这种关注视野的变化会在整体上影响到行政法学的研究方法变革，即不仅仅是从下游到上游的目光流转，更体现在一个个具体的制度、案例、规范之中，关系到某一领域制度目标设计的合法性以及有效性考量，关系到行政法分论更加务实性的分析，并在最终构成了对于行政法学总论的再度思考，总论变革之要求正是一种行政法学的自我批判和蜕变过程。
再比如根据具体的内容来分，分为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政治政策等类型。作者简介：胡敏洁，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所长。因此，这些内容本就会分散到行政法学研究之中。（1）这个问题是否是传统行政法学的研究内容，或借助传统行政法学的研究方法是否可以研究？（2）如果不能，那么是否需要借助新的视角分析？如果能，则仍用传统路径。此外，法学向来以规范性为特征，而政策则带有更多的灵活性与变动性。
从广义的政策理解来看，法律甚至都可能是政策的一种手段和工具立项、规划设计报批和验收[32]。这从侧面揭示了现实中存在农村集体各项事务的公开性以及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并不高的问题，反映了农民对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迫切要求。
这表明，在不丧失集体成员资格的前提下，农民对实现承包地财产功能的要求较为迫切。[8]最后，应当合理发挥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的效用。(1)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制度基础薄弱。对于你们村的承包经营权重新登记并颁发证书了吗？，54.17%的受访者选择正在办理，2083%的受访者选择重新登记并颁发了新证书和重新登记但没有颁发新证书，仅有4.17%的受访者选择没有重新登记。
对于承包地流转面临的障碍，仅有12.50%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承包地流转不存在任何障碍，受访者反映的最突出障碍是法定流转方式较少，还有人表示存在法律禁止抵押融资，流转受阻、政府强行流转、村集体强行流转等问题。但无论是基于用益物权的原理还是乡村实践逻辑，只要城乡二元体制并未消除，只要农民的集体成员资格尚存，其在本轮承包中放弃即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意味着对宅基地使用权甚至对下一轮承包权等其他成员权益的放弃。
通过社会实地调查，获得充足的事实依据和符合逻辑的制度运行线索，对破解法律制度实施面临的困境进行可能的理论创新，不失为一个有意义的研究方法。集体经济组织对特定土地经合法程序决议后，对在所有权基础上设定的用益物权有当然收益权，以此充实自身财力，保障有序有力发展。目前能入市的仅限于存量建设用地，这类土地即使有增量，囿于烦琐的土地入市手续，加上政府垄断建设用地市场，流转难度也很大。【摘要】 通过社会实地调研，获得事实依据和符合逻辑的制度运行线索，对破解新时代土地改革中农村社会矛盾与法治困境颇具意义。
从现行法来看，《物权法》60条采取相对谨慎的做法，将集体所有权主体确定为各种农民集体。为防止公权力机关以公共利益之名将农地征收后改作商业用途，应当将任何商业目的都排除在公共利益之外。调研中，当问及此类人员是否应获得承包地征收补偿款时，41.67%的受访者认为应当获得。全国各地征地收益分配的调节金收取比例因被征收土地的不同用途而存在较大差别，被征收土地增值越多，国家分享的比例越高，这使得征地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之间的收益难以实现大致平衡。
现行法律一方面将宅基地使用权的申请主体严格限定为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从制度上禁止任何人都可以占用农村集体土地作宅基地。调研发现不少地方政府都是按照最低补偿标准征地的。
但是，各地实际情况差异较大。(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滞后。
因为农民尽管将承包地转让了，但其集体成员资格仍然留存，应享有重新分得承包地的权利。《物权法》133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地等农村土地，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相较于农民集体，赋予集体经济组织以集体所有权主体的民事主体地位，有利于明晰权利主体的内涵和外延。其次，在民法典物权编起草和《土地管理法》修订过程中，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合法性设置法律制度基础。推进三块地改革的法治建设，借改革良机夯实其制度运行的基础。在当今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农村社会，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政策使很多农民陷入无地、失地困境，由此导致的各类纠纷不在少数。
集体经济组织依据法律规定、结合社会实践对集体土地进行管理，如在承包期内对集体土地进行微调、合理收回承包地、调整宅基地的利用。《物权法》对何为成员权缺乏明确规定，对成员资格的得失变更标准亦未置明文。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土地征收已势不可挡地将其触角伸至集体土地上。耕地、宅基地和四荒地在农村中本已稀缺，保留原有用途已捉襟见肘，可转化为集体建设用地的数量更微乎其微。
2011年《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力争到2012年底把全国范围内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确认到每个具有所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做到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全覆盖。整体而言，乡村各项用地都存在短缺现象。
[10] (2)填补农地征收制度的漏洞。法治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农地三权分置的新型农村土地权利结构之构想。另有不少受访者认为在建设集体基础设施的前提下，集体经济组织还应维护农村社会安定，为集体成员提供充分的生活保障(包括社保补助和其他补贴)，通过兴办村办企业等方式充实集体经济组织资产，从而更好地保障集体成员权益。2.农村土地流转与三权分置的实践困境 (1)农村土地流转方式较少，土地的财产价值难以彰显。
问卷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农民对农地法律制度运行中存在问题的认识以及如何从政策法律层面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民调。可见，农民对承包地的基本生活保障作用仍有依赖，只是随着农地改革的深入，农民要求发挥土地财产功能的意识逐渐被唤起，入股、抵押等方式才成为农民流转土地的新需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资源的配置应当由市场机制调节，因此，应当由农民自己决定是否转让农地使用权。三是对普通村三块地改革的愿望和现状的摸底调查。
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在建设用地利用规划编制和数量计划制订中难以保持中立的法律地位，也无法完成社会公共利益代言者的角色任务。现行法律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多项权利不能在真正意义上进入市场自由流转，其内含的财产价值无法显化或者只能极小地显化。
其三，探索集体对宅基地的法定租赁权制度。调研中，对于如何处理宅基地及其上房屋的流转较为合理？，江门市的半数受访者选择宅基地及其上房屋一并转让、租赁、抵押，37.50%的受访者选择宅基地可单独转让、租赁、抵押。国家可以因公共利益需要而依法对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征收，这是我国《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所赋予的权力。这一方面表明3年来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有必要将实践经验及时转化为制度规范，在民法典编纂的背景下，在其物权编以及《土地管理法》等修法活动中加以确认。
针对乡村调研中呈现的农民对农地改革的主要权利期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状、三权分置的乡村认知与实践、宅基地使用权行使的改革需求、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与征地制度运行等方面的难题，对农民关注的改善城乡差异的经济境况和确认、保障集体成员权进行法理分析，可以得出农村土地流转及三权分置的实践与相关立法、理论之间有一定距离，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制度基础薄弱，农地征收制度残缺不全，宅基地闲置、浪费现象有增无减等结论。《物权法》第5章集体所有权一节并未提及成员资格取得、变更、丧失的认定条件。
关于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形式，新修正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并未明确其包含转让方式(36条)，流转一词的内涵十分模糊。总体来看，农民主观上支持宅基地适当流转，以实现其财产价值。
不过，有20.83%的受访者认为农民转让承包地后不应享有承包土地的权利，原因是其转让行为表明其不再需要承包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充分保证农民的各项财产权利，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民享受更多改革红利，促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是达至上述目标的最短路径。
